来源：病人与精神分析，万千心理，第4章 移情

整理：抚顺市望花区起源心理咨询室 

第4章 移情

移情的概念只能根据其历史的发展才能对其达到完全的领会，现有的不同精神分析学派倾向于强调对术语理解的不同观点。移情现象被精神分析师视为其治疗的核心，而且该概念也广泛地在精神分析以外的场合作为试图理解一般人类的关系而被运用。将与术语有关的不同意义分开来考察，似乎对考察其目前和可能的运用很有必要。

弗洛伊德在报道尝试对其病人进行言语联想时，首次提出了“移情”的术语（Freud，1895d）。这种治疗方法的目的为：主要通过病人的联想和情感反应，使他发现在其现有症状和感情方面与过去经历方面的关联。弗洛伊德假定意识中对“过去经历”的联想（及与其有关的感情）为神经症发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了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对医生的态度在发生着变化，而且这种涉及强烈情绪的变化可能导致言语联想过程的中断，常产生治疗中实质意义上的阻碍。他评价说“病人发现她将在分析内容中产生的痛苦念头以医生为赋型进行了转移，她为此而感到恐惧，这种情形是常见的，实际上规律性地出现于一些分析中”（1895）。这种感情称为“移情”，弗洛伊德称此为存在于对代表早期对象有（经常与性有关的）欲望的个人与医生之间的“错误的联系”。与过去欲望（已经排斥于意识之外）有关的感情产生，并在现时以一种“错误的关联”而被体验。鉴于此，弗洛伊德对病人发展及其对医生的神经症性联系的倾向进行了讨论。

在10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Freud，1905e（1901）］，“移情的术语再次在精神分析治疗场合的情形中被使用。

弗洛伊德提出疑问：“什么是移情。移情是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产生的冲功与幻想新的样式或翻版；不过它们有这样的倾向，即将早期的某些对象以医生其人进行替换为特点。换句话说，全部系列的心理经历被唤醒，它不属于过去，而是在现时反映至医生其人的身上。有些移情有与它们的模式不同的内容，不管如何排除替代，这种情况—保持相同的隐喻一只是新的印象或翻版。其他则多以精巧的形式进行了组合；这些内容从属于适当的影响，即巧妙地在医生的角色那儿充分利用了一些真实的特点，或在类似的环境中达到上述利用。这样，就不再是新的印象了，而是经修正后的样式。”

尽管在很早移情就被作为一种能对分析工作产生阻遏或“阻抗（见第7章）作用的临床现象，但在数年后（1909d）弗洛伊德指出，移情对分析不总是起阻遏作用，它也可成为“不仅仅使病人，而且使医生坚定信念的成分”。这是首次指出移情具有治疗性的意义。应该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始终将对移情的分析作为技术方法而与“移情一治疗”区分开来，在后者，病人似乎症状消失，为其所有感情和欲望指向并为取悦于分析师的一种结果（1915a）。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移情一治疗”概念必须与“逃入健康”的概念区别开来，为阻抗的一种不同类型，病人的症状消失（至少暂时性）是以阻抗为自的，病人藉此宣告无需进一步治疗，因为他已经正常了。

弗洛伊德（1916，1917）指出，“病人的移情从治疗的开始就产生了，而且在它的发展中暂时性地具有最强的动机”。现在看来，弗洛伊德当时所用的术语包含了众多不同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都具有重现过去感情，并将其指向现在的特性。1912年弗洛伊德提到与“负性”移情相对的“正性”移情，并进一步将正性移情区分为对治疗工作有益和有阻遏作用的类型。负性移情指对治疗师有敌意性感情的移情，典型的形式则可在妄想中见到，然而在所有的病人那儿，轻度的负性感情形式可以与正性移情共存。这种共存的形式保证了病人采用能保护自己的那种移情类型，以抵御另一种类型具有干扰性的产生。因此，病人可能会采用由其对分析师移情而产生的敌意作为一种在绝境中保持良好感觉的办法。此时病人选择了其两难情结中带有敌意的一面保护自己，以抵抗指向分析师的正性（通常带有性性质的）欲望的产生和威胁。进一步地说，那些产生了的正性移情的念头，从治疗开始就与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性的移情有本质意义上的差别（1912b）。如前面已讨论过的，前一种形式可被视为治疗联盟的一种成分（见第3章）。

弗洛伊德设想病人移情所独有的特点是由病人神经症的特殊表象演变而来，它们并非简单地为分析过程的结果。这种现象在所有病人那儿都很普遍（1912b）。当移情神经症的概念被提出来后（freud，1914g），病人移情的特殊性就具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强调了作为神经症主要组成部分的早期关系中所使用的方式，也塑造了病人指向精神分析师感情的主要模式。

弗洛伊德描述道（1914g）:“只需证明病人对分析的必要条件所表现出的充分妥协态度，一般地说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将所有疾病的症状释义为新的移情意义，并用可以被治疗工作所治愈的‘移情神经症’来取代他所患的神经症。这时，移情就通过由一方向另一方的转换，在疾病和真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中介区。新的条件取代了疾病的所有表现，然而它也代表了非常接近我们干预宗旨的一种人为性疾病。它是真实经历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所形成的部分，它具有暂时的特点。”

“移情神经症”的概念在弗洛伊德对病人在分析情形下进行评价时，作了进一步的扩充（1920g）:“如医生所愿见到的那样，在启发下，压抑的材料以同期的经历加以重复，以取代回忆那些属于过去的东西。这种表现为不那么情愿的精确形式而再现的内容，常常带有主观上婴儿性生活的某些成分，在移情的情形下，在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以固定不变的形式表现出来。若情况达到上述阶段，则它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已经为新的‘移情神经症’所取代。”

特别不恰当的是，弗洛伊德所指的“移情神经症”与他在整个精神障碍课程中一一即所谓的“移情神经病”，指那些可以观察到移情现象的障碍一一所提到的称谓太过接近。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反映出这些术语能与移情现象还不具备发展条件的“自恋性神经病”区别的想法。然而，多数精神分析师现在认为移情现象在两组病人中均可发生。

以同期移情为表现形式的对过去的重复，弗洛伊德视其为所谓“重复性强迫”的后果。对重复性强迫的命名并不恰当，因为它隐含着人们倾向反复重复早期（通常是儿童时期）模式的观察的意义。这就是为何精神分析师们在解释原则上倾向于采用描述性的概念。进一步地讲，重复的倾向在精神病学术语中不是“强迫”，它也不是一种弗洛伊德在本能性驱力（利比多）意义上的“驱力”所致的重复，恰当而言，它应该表述为“在压力下的重复”。

旨在将今后的发展包括在考虑范畴内，有必要指出，移情概念的建立正值弗洛伊德及其同事着重形成精神结构的想法，并将其以本能驱力和被认为是驱动它的能量以各种术语的形式加以解释的时期。弗洛伊德将对指向过去一个重要对象的性的欲望，解释为性驱力的能量（利比多）在人的形象上（利比多客体）的投注。移情作为一种病人所不能觉察到的过程，被认为是由对原来客体记忆上的利比多向分析师身上的转移，后者成了病人性欲望的新的客体。

对分析中移情渐增的强调与自我心理学的发展一道扩展了移情的含义。精神分析的作者们尝试重新定义并扩大概念，以使获得对临床想像的清晰理解，也利于将移情的概念与其他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相融合。移情概念的扩增历史为发生问题的典型例子，即在精神分析的早期阶段发展来的概念，即使有了新的理论上的意义，它仍保留原来的形式。

安娜·弗洛伊德在她的《自我与防御机制》（1936）一书中提出：根据它们的复杂程度对移情现象加以鉴别。她区别为：①利比多冲动性移情，即在婴儿性客体的本能驱力在分析师个人身上的发作。②防御性移情，即针对驱力以往的防御方式的再现（Sandler等，1969）。后者的例子为对病人分析过程中，出现了针对分析师具有挑衅性拒绝的态度，代表病人在其童年时因害怕爱的和产生感情的感觉，会导致其陷入危险而加以抵御的移情。这种类型将弗洛伊德早期简单的关于“防御性”敌意的想法加以延伸了，不是儿童防御形式的重复，即一种自我功能模式的重复，而是对抗因正性移情出现的后果，旨在保护个体而以现时性敌意感情方式的呈现。

安娜·弗洛伊德也在《移情时行为》一文中，就病人在日常生活中移情过强和过多的情形作了描述。不过，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针对分析师的感情和欲望，也可以在病人现有范围内的其他人身上反映出来。“移情的行为”的概念与见诸行动很接近（见第9章）。在同一时期，安娜·弗洛伊德增加了她视为移情亚型的特别分类，她当时认为这应该与移情作一定的区分。她在这儿指的是“外化”（externalizition），即有负罪感的病人在意识上无折磨感，相反，他们期望分析师有羞耻感。这种人格结构的外化（如超我）被认为与病人童年关系（如与一个惩罚性的父亲的关系）的重复不同。外化的另一个例子，为病人相信或害怕分析师有惩罚他的想法，这种想法的基础为外化，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病人自己带有对分析师性的感情的外化特殊类型“投射”。“外化”的成分是病人现有潜意识中性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为病人“本我”的想法，故不一定要视这种外化为婴儿性利比多冲动的重复，也非儿童期防御方式的重复。有趣的是亚历山大（Alexander，1925）和弗洛伊德［Freud，1940a（938）］都建议精神分析师要“接受”扮演病人的良知（超我）的角色，并视之为治疗过程的重要部分。

后一类安娜·弗洛伊德对人格的结构部分的外化和移情的“恰当性”的区别，没有在系统上说服后来的学者，事实上“外化”的不同类型已倾向于被归纳入一般的移情概念中。

我们已经指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存在一种扩大移情概念的强烈倾向。这可以部分地在所谓精神分析的“英式学派”中，找到代表着精神分析的这两种趋势。这种发展的第一种形式由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934）提出，精神分析治疗中惟一有效的解释为移情解释。人们曾认为这必须与将被认为是形成病人最突出的超我特点的“最初内部投射的形象”，移至分析师身上的投射过程有关。强调移情解释的后果为，许多受到斯特雷奇观点影响的分析师试图尽可能多地在移情术语内找到他们的解释，以增强他们的干预效果。斯特雷奇指出，如果病人将分析师内投射为其最初内部投射的形象，则分析师就不再是病人真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某个人了，而是一个“幻想的客体”。斯特雷奇将根植于病人内心的最初想像视为正常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为保留着潜意识精神生活活力的成分。

第二种趋势以梅勒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理论性工作为代表（1932），她通过对儿童的分析工作得出印象，即所有以后的行为多半是一种她认为孩子在出生后第一年所获得的关系的重复。这两种趋势的综合产生了一种倾向，一些分析师视所有病人表现的交流，均反映着其极早婴儿期关系的移情，他们避免对那些不是移情的成分进行评议。蔡策尔（Zetzel.1956）对这一想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许多其他分析师对从新的视角上来看待移情概念的发展起了作用。比如爱德华·格洛弗（Edward Glover，1937）就强调，“恰当的移情概念必须能完全反映个体的发展，他（病人）不仅仅在情感和想法上发生了错位，他也在其精神发展中将以往所学过或遗忘了的所有成分在分析师那儿发生了错位”。在这早期阶段有些作者将移情的概念扩充到精神分析的情景中，而其他（由于不接受病人对分析师的关系中的所有观念应该视为移情的看法）则与弗洛伊德认为的移情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致［1910a（1909）］，他们认为移情应该视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因此，格林森（Greenson，1965a）描述到：“移情是对代表着现时的个人感情、驱力、态度和幻想的体验，这种体验对该人是不恰当的，是一种对来自早期童年特殊人物反应的替代。决定一种反应为移情必须具有两个特点：它必须是来自过去的重复，必须是对现时的不合适。”

这种定义显然已经超出了弗洛伊德原来的主张。比如，它可能包括了已经成为病人性格一部分的对他人反应的习惯方式（如对权威畏惧的倾向），而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这种“性格移情”的现象（Sandler A-M等，1969）与在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在治疗开始阶段尚不清楚的对分析师的感情和幻想性移情不同，后者是在治疗情景下应运而生的。

由于相信移情概念的扩大和延伸所带来的混淆会大于进一步的澄清，许多精神分析师提倡回到有限制性概念。因此，韦尔德（Waelder，1956）建议移情应该限于与经典精神分析情景一致的情形。他说：“移情可能应看成一种病人在分析情景下，以及在与分析师、环境和其儿童幻想的关系间重新挖掘和重演的一种尝试，所以移情是一种退化过程。移情的发展为分析性的实验条件，即分析情景和分析技术所带来的结果。”后来，在对移情概念有着不同倾向的全面讨论中，洛伊温斯坦（Loewenstein.1969）作出了类似于“在分析以外的移情显然不能苟同于因分析过程和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移情的特征性术语”的结论。洛伊温斯坦有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分析中两种移情观点的认识，即移情为阻抗，移情为发现和治疗的工具，它只存在于分析情景中而不可能见于其他场合中。现今许多精神分析师已经不接受韦尔德和洛伊温斯坦提出的移情有限制的概念了。尽管理解提示这种限制的动机是可能的，即注意扩大和滥用术语的增加倾向，移情的概念只应限制在精神分析情景下的观点本身不足以服人。显然，在精神分析治疗情景中可以出现的现象，同样也可在其他场合下发生。事实上，弗洛伊德（1912b）曾说过：“在精神分析时产生的移情较其他场合下要强烈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对神经病病人进行非分析性治疗的场合下，我们观察到移情的产生最为强烈。”不过，经典的分析情景似乎证明了它有利于移情的发展，并能使现象以相对未受污染的形式得以考察。

毋庸置疑，社会文化因素介入了移情发展的途径。比如说，分析师的性别显然就明显地、至少能决定移情因素以如何的序列发生。关于性别的讨论在近年受到了较大的关注，这可能受到女权运动的影响［如拉斯基（Lasky，1989）；莱斯特（Lester，1985）；珀森（Person，1983）；赖和韦尔斯（Wrye＆Welles.1989）］。类似的，对人种间的分析也有讨论。菲舍尔（Fischer.1971）指出，分析师与被分析者的人种差异所涉及的潜意识含义上的分歧是多层面的，故“存在着严重的高估或忽略人种间因素的偏差”。人种性精神分析学派则着重于上述工作。

近年来，移情的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移情作为过去的重复的最初想法受到了挑战。库珀（Cooper，1987a）指出，历史上简单地将移情的概念视为过去的主要关系在现时中的再现，不能很好地与目前临床和理论的要求相符。他对他称为移情的“历史上的”和代的念作了区。他出的为移早期关系的重，对移情解释的尝试是获得对早期婴儿关系以锈损的方式作用于分师身上的内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一种病人生活关系的模式，与之相反，现化的观念视移情为“新的体验胜于将之视为旧的经验的重演，对移情解释的目的在于将所有这种包含了过去内容的新的体验在意识中呈现”。

依库珀对历史和现代观念的区分，就可以在恰当的时候作出在众多不同的标题下，由一个观点向另一个观点转换的决定：对移情神经症的讨论、移情的克莱因学派理论、移情与外化以及与移情有关的发展思路。

移情性神经症的争论

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神经症概念的介绍（1914g年），是就分析中与“常见神经症”相比的“人为疾病”而言的。病人现实的神经症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种被称为是“婴儿神经症”的新类型，所以移情神经症可以被视为在分析中与分析师个人有关的婴儿性神经症的复活。凯佩克斯（Kepecs，1966）曾经指出与“移情神经症”术语有关的众多混淆，后来许多作者［如（Cooper，1987b）；哈利（Harley，1971）；雅各布斯（Jacobs，1987），伦敦（London，1987）；里德（Reed，1987，1990）】也讨论了概念本身所有的困难，以及将其作为分析治疗必不可少条件的看法。其中，对保留概念持有异议的人中有这样的观点，即作为一般精神现象的移情，应该与移情神经症的特殊临床表现区分。布卢姆（B1um，1971）指出：“与移情有关的自我和超我情结是逐渐被认识到从而形成结构理论的。据观察，分析情景中的移情与防御、情感和整合后的幻想，以及与婴儿时期的客体关系所形成的倾向转移有关。”人们差不多已经接受婴儿神经症的概念有着两种主要内涵：其一，为俄狄浦斯时期内在精神冲突的原型；其二，与内在结构和婴儿时期人格组成有关的总体心理构筑，为这些冲突的结果［穆尔和法伊恩（Moore＆Fine，1990）］。关于婴儿性神经症概念的争论还在增加［见卡洛赫拉斯（Calogeras），阿尔斯顿（Alston，1985）；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971）；洛伊温斯坦（Loewald，1974）]。

与其成明显对照的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理论家的布伦讷（Brenner，1982）极其强调性地指出：“移情神经症的术语是一种重复。该概念是一种因时代而造成的错误。分析师将超出了冲突范围的神经症作为一种折中，定义为一种症状或一组症状群。在动力学上移情的表征是不能与神经症症状区别开来的。将之称为神经症性的，或将移情作为其全称，神经症只是个增加的词，在意义上并无增加。移情已经足够。移情神经症并无术语上的扩充，‘真正的移情神经症’通常就是‘分析性移情’的同义词。”

我们完全同意布伦讷的观点，并认为移情神经症的概念已经超过了其使用范围，特别是由于它通常已经作为移情的同义词，而这带来了混淆。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清楚移情的表征范围有多么广，从所谓的“性格移情”到那种强烈的对分析师的先入之见，即对分析师个人的想法和感情占据了病人精神生活的绝大部分。有趣的是穆尔和法伊恩在他们第一版《精神分析术语与概念词典》（1968）中，将移情神经症作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发展而来的神经症的“新类型”而加以定义，而在他们以后的《精神分析术语与概念》（190）中移情神经症不再是个值得分开的条目，而仅在移情条目中被一笔带过。

克莱因学派的移情理论

从最初开始，由梅勒妮·克莱因所介绍的分析技术就强调以移情解释为中心。移情被视为病人潜意识幻想的反映，就此点而言，西格尔（Segal，1981）指出：

“在被分析者的幻想世界里，最重要的形象为分析师个人。提到所有的交流即为病人的幻想以及目前外界生活的交流，也相当于说所有的交流包含了与移情情景有关的某些成分。在克莱因技术中对移情的解释常常占有比在经典技术中重要得多的位置。”

斯皮利厄斯（Spillius.1988）本人为克莱因派分析师，她指出，仔细阅读克莱因派的临床文章总结，可以发现克莱因技术在20世纪4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她指出移情在克莱因学派的一般观点为：

“在分析情景下对内在世界的力量和关系的表达。内在世界本身作为发育中不断发展过程的结果，即为在潜意识性幻想、防御与和过去、现在现实生活的经历之间持续交互作用的结果。克莱因和她的继承者对移情普遍性的强调，根源于克莱因对潜意识幻想这一概念的使用，它被认为潜藏在所有想法下，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而不存在对想法和情感特别的归类：理性与恰当的想法不需要分析，而另一种思想和感受是非理性和不合理的，因此表达出移情，并且需要分析。”

然而，斯皮利厄斯指出：大多数在1950～1960年间克莱因学派的文章倾向于“在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种为病人所虐待的感受来强调病人的破坏性。早期文章的第二个特点为潜意识幻想很快地、非常直接地以身体某部分的语言（乳房、乳头、阴茎等）被明白地告知病人”。

斯皮利厄斯指出克莱因解释技术的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对破坏性的强调减少，对身体部分语言使用的减少，对投射认同概念［由梅勒妮·克莱因（Klein，1946）］开始越来越直接地运用于移情的解释中。对移情的真实体验的强调也增加，胜于去思考和讨论它，着重于病人潜意识的压力使得分析师将自己参加于其中。对病人的过去反映在现在分析师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兴趣也增加。斯皮利厄斯指出，曾经被规范为以僵硬的象征性形式所作的言语和行为内容的解释，现在看来是对感情联络的活生生的过程认识有害。这些解释并非基于分析师对病人加以接受基础之上，而是基于分析师在病人身上寻求自己已经形成的概念的材料依据的动机。

对移情的克莱因理论所作的重大扩充来自于约瑟夫（Joseph，1985）。她将移情的概念扩大到将其当作“总能发生某些事情，总存在这运动和活动的基本框架”。不仅仅在移情中重复着的过去的内容是移情，与之相对的在分析中出现的内容也是移情。为了说明此点，约瑟夫描述了一个同事在治疗一名极其困难的病人时所经历的混乱，分析师对她所进行的分析方式不满意，于是将其问题带到研讨会讨论，会上呈现了在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所经历的困难，最后被理解为在讨论会上提出的问题可能反映了治疗师在移情中所经历的困难，结论是分析师所经历的混乱是病人自己内在世界对分析师进行投射的结果，分析师对病人自由联想内容解释的失败尝试反映出病人自己的防御系统，即“装作不理解的假象”。约瑟夫评论道，“如果我们只对能付诸言语的部分进行工作，我们就没有真正地将在移情中见诸行动的客体关系考虑在内。”在这所有一切中，最基本的因素为通过投射认同的机制将内部的客体关系外化［克莱因（Klein，1946）］。从这以后，主要技术的重要性是分析师能容纳和感受病人的投射（见第6章），并在反移情中对其加以体验和开始得以强调，将之以恰当的解释形式反馈回病人的能力。值得指出的是，克莱因所指的投入认同是指将外部客体转向自我或自身的过程，投射认同则是将自身的某些观点投向一个客体的反向过程，即让客体具有与自己一样的观点（Sandler A-M，1987）。

鉴于这种技术上的进展，分析师的注意力首先指向营造在“此时此刻”的分析中与病人的感情接触。不过，对我们来讲，似乎那种将在分析中的一切视为移情，并在反移情的感觉和幻想基础上理解移情的诱惑，会导致形成“失控的反移情分析”。斯皮利厄斯（Spillius，1988）描述了特别是缺少经验的治疗师的倾向，“过于强调检查他们自我的感觉，将之作为理解治疗中发生事件的第一线索，这样就破坏了他们与病人的直接接触以及病人的资料”。

与克莱因学派作者的立场相对，许多分析家一包括我们一认为不是所有病人带到分析中的东西都是移情，比如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968）就批评了不恰当地使用移情概念。对这一争论所进行的有益回顾见莱蒂斯的《移情只是解释吗？》（1977）。

将病人的所有资料都想像成移情是错误的概念，并且过于简单。看来，“皆为移情”观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许多分析师在原则上重点以移情的观念来代替病人资料中非移情的部分。存在着这样的移情观念，即通常它可以较其他（观念）更直接、更有效

地被察觉和被解释；作为结果，以移情为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技术上的人为因素，其产生与仅用移情的解释来看待精神改变的观念有关。

分析师在移情关系中并非为一种被动的对象，应该被强调的是分析师的个性对病人移情的性质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那些坚持“皆为移情”观念的人倾向于忽视分析师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具有与病人建立合作尝试的能力，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将重点放在基于病人对分析师的感受和幻想的移情扭曲上［埃斯科尔（Escoll，1983）；托梅（Thoma，1984）］。格林森将移情区分为“工作联盟的”（1965a）和“病人与分析师的真实关系性的”［格林森和韦克斯勒（Greenson＆Wexler，1969）］。萨斯（Szasz，1963）试图讨论产生于区别移情和“真实性”时所遇到的困难，拉普兰什和庞塔利斯（Laplanche＆Pontalis.1973）也作过类似尝试。

如格林森学派所倡导的那样，尽管作为纯粹是内部客体关系外化的一种或其他类型术语的移情的产生是个过于泛化的观念，但毋庸置疑，它在现今理解我们现在的移情概念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将在下面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移情和外化

本章中对扩展的移情概念的讨论已经显示出这一术语的含义远不止是童年重要关系的简单重复。引起这一概念扩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所谓的内在客体关系在精神生活中所扮演角色已日益显现的重要性。对与内在客体关系相关的理论思考的构筑，导致移情在内在客体关系的“投射”或“外化”起重要作用这一观点的产生。

克恩贝格（Kernberg.1987）指出：“移情分析包括了对过去内化了的客体关系在此时此刻反映的分析，包括了对移情成分中过去内化了的客体关系的分析，以及在同时对自我、超我及本我和它们内在、之间冲突的分析。”

他补充道：“我认为内化的客体关系不应视为反映过去的真实客体关系。在更多情况下，它们反映了现实与幻想中—常常是极端扭曲的—这种过去客体关系的内化，以及在本能驱力衍生物的激活和投射作用下，针对它们进行防御的结合。换句话说，在反映内在精神结构的此时此刻与在产生于‘真实’的过去，由病人发展历史所衍生的彼时彼刻的潜意识发生决定因素之间存在着动力性的张力。

洛伊沃尔德（Loewald.1974）曾就此点指出，“当我们谈到经历时我们不是在谈‘客观事实’，我们是在不同层面谈儿童与外部世界、与客体发生交互作用的发展。这些经历可能在移情中重现，有人可能称此为幻想。这不仅仅是客观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事实，而是作为儿童的病人真正当作‘真实发生’的具体内容。”在我们看来，它是这样的精确，因为内部客体的代表以及自身的代表，因防御过程如投射、认同及替代在发展时将之作了很大的修正，以至于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内部”来代替“内化”一词。

沙弗（Schafer.1977）对我们所理解的内部客体作了大量重要的注释。在对一名男性病人所作的分析报告后，他说：

“首先，当我说‘他的父亲’时，我是指一种父亲的想像这种想像在我看来只是部分地与（真正）父亲符合，更多地则应视为客体性的父亲。这是一种持续性的、通常是潜意识的想像，它是在心理的性的发展不同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其次，这种想像曾在原则上通过对他不同的父亲移情的密切观察和我对这些移情的反移情反应而被定义；其三，只有在能清楚地从母亲移情的成分中，从每点与这种移情的自身发展和性格有关的情结中，将这些移情区分出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它们进行定义；其四，相关的分析资料包括常见的各种想像：它们从躯体的幻想和表现，如从便秘、手淫以及惩罚和伤害的陈旧信念，到有节制地对回忆、重构，以及如何将以神经症的形式在持久的记忆中的事件，在实际中加以排遣的总结的尝试。”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克莱因学派对移情作为外化的研究倾向被规范为具体的术语，包含了“将自身分裂的部分或将内部客体转向分析师的部分”的情形，或将分析师视为“容器”的观念（Bion，1962）。另外，非克莱因学派的作者［如博拉斯（Bollas C，1987）］倾向于使用内部客体关系外化的术语甚于使用投射认同的术语［见贝格（Berg，1977）］。

桑德勒（Sandler A一M，1983）指出：“如果我们认为内射总是以现实的方式外化，以使之与外部客体甚于与内部客体的形式相关，这可能与我们对移情的理解有关。这种外化某人内射的倾向可能基本上成为普遍的形式……这是一种尤其在精神分析情景中容易观察到的倾向，我们通常见到促使、操纵或减少分析师接受一种或其他内射的尝试，使得与存在于自身和内射之间的对话所相关的内部幻想情景能够被演示。没有其他的东西更能说明这种外化就是我们所指的移情，自然，将内部客体关系的外化简单地当作直接与过去的形象相连，并以一种对分析师扭曲的形式在现在进行移情的潜意识欲望的直接或间接满足，是个极大的错误。

与移情相关的发展观点

对移情神经症观念存在这样的批评的一个原因，是察觉到移情不能全部与过去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冲突相关。早期的倾向已经将俄狄浦斯前期的任何移情表现，考虑为来自于不能承受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退缩形式。由于俄狄浦斯前的冲突逐渐被认为有它们自己的权利而存在，注意力直接转到对移情的发展观点上来［埃斯科尔（Escoll，1983）。

亚农（Arlow，1974）描述道：“对儿童的分析的发展和对儿童的直接观察，以及由精神分析师的兴趣和经验对性格障碍、转换症状、边缘性病人及自恋人格障碍的广泛观察，均逐渐将自我发展时的形式归于早期客体关系的重要性上，不管是出于正常的或有缺陷的早期母子关系。”

塞特拉格（埃斯科尔，1983年报道）指出：“由于存在着发展过程的阻遏和缺陷，就存在持续康复的需求。在分析关系上，通过对分析师以现时的、新的、中立而真实的客体与过去病理相关联的移情客体的区分，移情解释释放了发展过程……在儿童和成人的临床工作上，鉴别早期发展的病理性结构和冲突在移情中的表现和解释，以后发展的结构与冲突的相关性就较以前有更大的可能。”

包括发生在成人生活的俄狄浦斯后期的发展过程也对人格和病理十分重要。科拉鲁索在报告其早期工作［科拉鲁索（Colarusso）和内米罗弗（Nemiroff），1979］时指出：

“成人的发展是个演变着的动力过程。成人发展与持续的已经存在的精神结构和其应用的发展有关。成人期的发展过程受到成人的过去和儿童的过去的影响。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成人的过去可能成为移情的重要来源。儿童时期的基本发展问题持续成为成人生活的中心观点，但已改变了的形式。”

他还说：

“神经症在成人身上的表现是婴儿的早期性格、随后的经历，以及当前发展状况的结果，所有这些凝缩反映于现在的精神结构症状群中。成人的发展框架增添了移情新的和补充性的维面。将成人的发展过程作清晰的展现，并将之与儿童时期的经历相联系，使得成人发展的基本框架影响到分析师对成年病人的态度，增加了他对来自所有阶段移情材料的理解。

看来有必要将不同意义上对“移情”术语所作的小结和述评作出结论：

（1）包括了我们所讨论的什么是治疗联盟。

（2）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指出了以新的形式，主要是错误地重复过去，而现在指向治疗师的婴儿感情和态度的产生。

（3）包括了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精神成分中的“防御性移情”和“外化”。

（4）包括了所有“不恰当的”代表着过去竞争和病人针对分析师关系时（意识到或不能意识到的）重演的想法、态度、幻想和情感。这也包括当病人的初次“不合理的”对就诊的焦虑，以及特别是对他的部分人格结构形成有关的人的态度，并将这些呈现给分析师。

（5）指出现时内部客体关系的外化使得它们能影响病人对分析师的感受，这包括在“投射认同”下的各种机制。

（6）包括所有病人对其分析师的观点：将移情的观点视为病人将分析师作为过去（特别早）的关系的重复；事实上，每种言语和非言语的交流或在分析过程中病人的表现均可能作为移情；持有这种移情观点的分析师将所有病人的联想视为与分析师有关的某些想法或感情。

移情是在精神分析设置下所有交流和行为中被最广泛使用的概念，一旦概念超出精神分析治疗以外便失去其所有价值，这样，接踵而至的便是所有行为和所有关系均可能被描述为移情，并理解为过去关系的重复。事实也如此，过去的反应甚至婴儿的经历，会倾向在现时的所有类型的情景和关系中重复，而目前的现实将总是倾向被认为是某种程度上过去的术语。也有反对这种偏差的因素。如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对某人移情的人常以这样的方式表现为纠正已经产生了的错位了的移情感觉：他有可能允许，也有可能不允许自己接受已经强加于他身上的移情角色（见第6章）。然而，很可能在精神分析治疗情景中的“检验”机会相对缺乏，使得移情偏差有机会发展，并变得越来越清晰。分析师同时提供使病人对无“反馈”现实的移情偏差加以纠正其错误看法的机会，与此同时也提供了不接受因病人移情而沉溺于其中的角色，使得移情的不合理的想法被驱除的机会。

基于对儿童精神分析资料的考察，桑德勒等（Sandler A一M，1969）拒绝了分析病人的所有材料可以被认为是移情的看法：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强调作为普遍的或多层面的移情的真正概念，应该包含了发生在病人与其分析师所发生的关系中的内容。他们主张分析师不应该只考虑什么是移情、什么不是移情的概念，而应该更多地理解出现于分析中的不同的，特别是那些针对分析师的关系观念。只有在移情的临床概念被理解、普遍的关系被考察的情况下才能得出这一观点。移情是由正常关系中许多不同成分共同组成的一个特别的临床现象。作者们强调精神分析情景的特殊状态可以促使关系的部分成分，特别是过去的关系的产生，但在技术上去鉴别不同的成分，将其与病人对分析师的关系的所有想法视为过去重要对象关系的重复的想法区别开来也十分重要。

关键在于鉴别在现时重复过去关系的一般倾向（即可被观察为一种持续性格的痕迹如“命令性”、“挑战性”、“对权威的不容忍性”等），与代表着对现时不恰当的、直接以非常特别的方式针对他人或直觉的态度或感情为主的、以指向他人或直觉的情感和态度的发展为特点的过程。就这一点来讲，病人在治疗开始可能的焦虑不一定要视为移情，尽管它可能是一些早期的重要经历的重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治疗的病人可能会产生对就诊的恐惧。这种恐惧现在被认为和被病人感觉为治疗师的特别气质的功效。在这个意义上，移情可被视为在发展与他人关系时的一种特别想像，是一种主观上不清楚的，它的一些表征来看代表着个人过去重要对象的关系重复或为一种内在的客体关系的外化。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在主观上被认为是与现实及与所涉及的特别个体非常符合的。

沙弗（Schafer，1977）在对移情将过去的关系反映于现在的情况作了有趣的评价，他说：

“最终包含了神经症的移情现象，只在其某些想法上能被视为是退行性的。这是由于作为分析的一种成绩，它们在以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出现过，而是通过小说的关系形成一个创造体，借此进入那个意识和关系设想已经进入的地方。看来，较为恰当的或平衡的对移情的观点，是将之视为多相性而非简单的退行或重复。这就相当于我们视之为欣赏艺术的创造性工作的方式一样。在特别的分析方式下，在一种和谐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移情看作在现时重建过去。重要的是，它们代表着朝向今后的运动，而非朝向以往。”

必须补充的是，移情并不一定要限定在对他人的想像概念上，也包括无意识（通常为下意识的）去操纵或激惹那些与代表早期经历和关系重复的、或与内在客体关系外化环境有关的尝试。曾经指出过，一旦这种移情性的操纵或激惹在日常生活中产生，被指向的个人可能会表现为不接受该角色，或者也可能如果他在该导向下发生错位，而在实际上接受下来并配合得丝丝入扣。看来这种角色的接受或拒绝，通常不是基于意识上对即将要发生事情的警觉，而更多的是一种潜意识的痕迹。移情成分以不同的程度介入所有关系，这种关系常因以代表着早期重要对象的个人的某些特征而确定。

有必要将移情与非移情成分区别开来，而不将（从病人一方产生的）所有关系均视为移情。这能导致对各种场合的临床重要成分加以非常精确的定义，帮助排除介人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许多因素的相对作用。

结束